眾所周知﹐佛教按其流傳的區域可分北傳和南傳佛教。北傳佛教主要為漢傳佛教（包括韓國﹑日本佛教）和藏傳佛教（包括蒙古佛教）﹐宗大乘教法；南傳佛教流行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老撾等地﹐宗小乘教法。北傳大乘佛教兩大支中的漢傳佛教﹐乃公元一世紀時經由中亞傳到中國﹐復從中亞傳到韓國和日本﹐西方學術界現稱之為“東亞佛教”（East Asian Buddhism）; 而北傳大乘佛教的另一支藏傳佛教則是分別於公元八世紀和公元十一世紀後（即西藏佛教史上的前弘期和後弘期）先後兩次傳入西藏的佛教。由於藏傳佛教與印度佛教關係緊密﹐對它的研究常常與對印度佛教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形成所謂“印藏佛學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是當代佛學研究領域內最為引人矚目﹑且最有成就的一個分支。這一局面的形成自然有其充足的理由。佛教源於印度﹐對印度佛教的研究當然是理解佛教的基礎。可是﹐用梵文記錄的大乘佛教原典大部分並沒有在印度被保存下來﹐印度佛教早在公元十三世紀初就已經消亡﹐印度佛教及其歷史的重構很大程度上依賴的是《藏文大藏經》和其他藏文宗教﹑歷史文獻。《藏文大藏經》收錄了4569部佛典﹐包含了絕大部分印度佛典﹐特別是後期大乘佛典的完整翻譯。藏文本身又是參照梵文人工制定的書面語言﹐在語法和構詞法方面明顯有貼近梵文的傾向。早在公元九世紀初﹐為了規範佛經翻譯﹐吐蕃贊普就命令譯經的高僧專門編制了正字法字典《語合二章》（sGra sbyor bam gnyis）和解釋語源的語彙手冊《翻譯名義大集》（Bye brag tu rtogs par byed pa chen po）﹐確保了藏語書面語言的規範化。藏文佛經翻譯工程每每有因遭伊斯蘭入侵而流亡西藏的印度學問僧的加入和合作﹐使藏文佛典翻譯的質量得到了可靠的保證。是故﹐藏文成了今天研究印度佛教者必須掌握的語言工具﹐人們只有通過藏文的翻譯來想象梵文原文的語言風貌﹐重構梵文原典﹐並正確理解佛教原典的微言大義。藏傳佛教作為大乘佛教的直接繼承者﹐印度佛教大義在西藏持續不斷地被闡釋﹐印度佛教所討論的哲學問題在西藏得到了更深入的探討和論辯。西藏歷史上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佛教學者如俄譯師羅丹喜饒（rNgog lo tsÅ ba Blo ldan shes rab, 1059-1109）﹑薩思迦班智達（Sa skya pandita Kun dga’ rgyal mtshan, 1182-1251）﹑布敦（Bu ston Rin chen grub, 1290-1364）﹑龍青繞絳巴（Klong chen rab ’byams pa, 1308-1364/69）﹑宗喀巴（bTsong kha pa Blo bzang grags pa, 1357-1419）等﹐他們對佛教義理的闡釋都有獨特的創見﹐極大地豐富了佛教的哲學思想。對他們的著作的研究顯然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印度佛學原理。此外﹐除了具有很深的理論色彩以外﹐西藏佛教的另一個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密乘觀修的盛行。西藏佛教對印度密教傳統的接受﹑繼承和發展﹐不僅使西藏的文化和社會深深地打上了被人類學家稱為“薩滿”的烙印﹐而且亦使密教成為藏傳佛教本身的一個標誌特徵; 有人甚至認為密教是西藏人為豐富世界文明做出的最大貢獻。現存藏傳佛教文獻所記載的五花八門的藏傳佛教密修儀軌是重構印度古老的密教傳統的最重要的資源﹐只有對藏傳密教作深入的研究﹐纔有可能將古老的印度密教傳統的真面目揭示出來。所有這些構成了西方“印藏佛學研究”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於西方學術界﹐特別是歐洲的東方學界﹐藏學最初每每被當成印度學﹑佛學的附庸。即使在西藏學被當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漸漸被人接受的今天﹐它亦依然沒有完全擺脫其傳統的角色。不管是在歐美﹐還是在日本﹐藏學研究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置於“印藏佛學研究”框架下的藏傳佛教研究。
將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追溯其根源﹑觀察其流變﹐無疑是佛學研究應當採取的正確方向。“印藏佛學研究”的傳統歷久不衰﹐至今新人輩出﹑成果卓著﹐表明這一學科依然具有極強的學術潛力。毋庸諱言的是﹐“印藏佛學研究”於佛學研究領域內佔據的絕對強勢﹐顯然導致了人們對另一個本該受到重視的學科﹐即“漢藏佛學研究”（Sin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的忽略。漢藏兩個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漢藏佛教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藏佛教的來源並不只是印度佛教﹐漢傳佛教對於藏傳佛教傳統的形成同樣有過巨大的影響。按照西藏人自己的歷史傳統﹐佛教是在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時期分別通過其迎娶的尼婆羅公主和大唐公主兩位妃子傳入吐蕃的。文成公主居藏時期﹐既有大唐派往印度求法途經吐蕃的漢僧往還﹐亦有常住吐蕃傳法﹑譯經的漢族和尚。公元八世紀下半葉是吐蕃王國的全盛時期﹐亦是漢藏佛教交流的黃金時期。為數不少的漢文佛經於此時被翻譯成了藏文﹐亦有一些佛經從藏文譯成了漢文﹐當時曾出現過像法成這樣兼通藏﹑漢的大譯師。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漢地的禪宗佛教曾於此時傳到了吐蕃﹐且深受吐蕃信眾的喜愛﹐幾乎所有重要的早期禪宗經典都曾被譯成藏文。不幸的是﹐隨著八世紀末“吐蕃僧諍”的發生﹑九世紀中朗達磨的滅佛﹐以及後弘期藏族史家對“吐蕃僧諍”這一事件之歷史傳統的建構﹐漢藏佛教之間的交流趨於停頓﹐儘管“和尚”的影子事實上從沒有在藏傳佛教中消失。不管是寧瑪派的大圓滿法﹐還是噶舉派的大手印法中﹐漢地禪宗教法的影響從沒有被徹底排除。而自十一世紀初﹐藏傳密教就已經開始通過中央歐亞的西夏﹑回鶻等民族在漢人中間傳播﹐到了蒙元王朝﹐藏傳密教更進一步深入到中原腹地﹐漢﹑藏高僧亦曾合作進行過勘同漢﹑藏法寶（佛經）這樣的大工程。此後明﹑清兩代的皇帝亦多半對藏傳密教情有獨鍾﹐直到近代﹐藏傳佛教一直是漢傳佛教中一個醒目的外來成分。總而言之﹐漢﹑藏兩種佛教傳統間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對這兩種佛教傳統的研究同樣不能割裂開來。遺憾的是﹐當今從事“東亞佛教”研究的學者很少注意到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間的關係﹐而從事“印藏佛學研究”的學者中兼通漢語文者寥寥可數﹐遂使“漢藏佛學研究”成了一門備受冷落的學問。值得提醒的是﹐由於敦煌古漢﹑藏文文獻﹐特別是其中有關漢傳禪宗佛教的古漢﹑藏文文獻的發現﹐“漢藏佛學研究”於上個世紀的下半葉一度曾相當的活躍。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先生於1952年出版的大作《吐蕃僧諍記》被人稱為“當代歐洲佛學﹑漢學的最高權威”﹐曾激發了世界各國漢﹑藏﹑佛教學者對漢傳禪宗教法於吐蕃傳播的歷史的濃厚興趣。以上山大峻為首的一批日本佛教學者於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曾對見於敦煌古藏文文獻中的大量的禪宗文獻作了仔細的勘定和研究﹐使得禪宗於西藏傳播的歷史終于變得清晰起來。著名的西藏學家﹑印藏佛學家 G. Tucci, D. S. Ruegg 和 Samten G. Karmay 等人亦曾下功夫對“吐蕃僧諍”的歷史和藏傳佛教傳統中的禪宗成分作過認真的梳理。可是這樣的研究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已不復多見﹐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研究又重歸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事實上﹐對敦煌古漢﹑藏文禪宗文獻的研究遠沒有達到該了結的地步﹐不但尚有大量的敦煌古文獻還沒有得到系統的整理和研究﹐而且還有許多敦煌以外發現的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同樣具有重要價值的古藏文文獻有待人們去研究﹑整理。例如世界各國學者正聯合對 Tabo 所發現的古藏文文獻進行整理﹐其中就發現有與敦煌古藏文禪宗文獻類似﹐但更為完整的文本。還有像《禪定目炬》（bSam gtan mig sgron）這樣系統判定漸門﹑頓門﹑大瑜伽﹑大圓滿等教法之見﹑行﹑道﹑果的古藏文文獻﹐亦待人們去整理和研究。不僅如此﹐對於藏傳密教於西域﹑漢地傳播歷史的研究事實上還沒有真正開始。我們於晚近才真正公之於世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漢文文書﹐以及最近於寧夏地區陸續出土的西夏時代的西夏文﹑漢文文書中見到了大量有關藏傳密教的文獻﹐這些資料的發現終于使得重構十一至十四世紀藏傳佛教於西域和漢地傳播的歷史成為可能。“漢藏佛學研究”不但方興未艾﹐而且與“印藏佛學研究”一樣極具潛力。
當然﹐作“漢藏佛學研究”的意義遠不止于對漢﹑藏佛教史的梳理﹐其中一項極為重要的內容應當是漢﹑藏文大藏經的比較研究。漢﹑藏文大藏經是佛學世界公認的寶庫﹐佛經之大部分唯以其漢文或藏文之翻譯而保存至今。雖然漢文大藏經從數量上遠少於藏文大藏經﹐《大正藏》中僅錄2920種佛典﹐且多有重復翻譯者﹐但漢﹑藏文大藏經有互補的作用﹐漢文佛典中有較多的早期資料﹐而藏文佛典含有更多的晚期資料﹐故對漢﹑藏文大藏經進行比較既可發現其異同﹐亦可互相補充其不足。由於漢﹑藏文佛典的譯文質量差別甚大﹐對二者進行對勘有助於漢﹑藏文譯本的釐定﹐特別是有助於改正漢譯文中的種種紕漏。與藏文大藏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漢文大藏經的翻譯可以說是問題百出。雖然於中國的譯經史上出現過像鳩摩羅什﹑玄奘這樣傑出的大師﹐然而亦出現過許多名不副實的譯師﹐他們所翻譯的佛經不但文字佶屈聱牙﹐而且語義多妄自分別﹐令人不知所云﹐無法卒讀。由於漢語文與梵文間的差距太大﹐以至即使是備受推崇的玄奘的翻譯實際上亦常常與梵本有較大的距離﹐更不用提那些濫竽充數的譯師們所翻譯的作品了。漢文佛經翻譯的不正確﹐嚴重影響了漢傳佛教徒對佛法之微言大義的理解﹐引起了佛教史上一次次的諍論。例如作為大乘佛教根本思想之如來藏學說﹐亦正由於漢譯佛典的種種紕漏﹐近數十年不斷受到歪曲﹐甚至批判。事實上﹐受到批判的佛家宗派﹐包括漢傳佛教的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禪宗等﹐及藏傳佛教的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覺囊派等﹐無一不以如來藏為根本。批判如來藏的人﹐實在對如來藏的涵義不甚了了﹐他們將如來藏自立定義﹐然後去批判這自立的定義。他們由“中觀”去否定﹐卻不理解龍樹的緣起學說；他們由“唯識”去否定﹐卻不知彌勒瑜伽行以如來藏為證果。對於此誤解或錯解﹐除了因為於中觀與瑜伽行這大乘二宗河的教法蒙昧以外﹐亦由於受了拙劣的譯文所誤導。要使漢傳佛教研究更上一個臺階﹐且令如來藏教法從一片批判的聲音中回復其“本來面目”, 實在有必要大張旗鼓地號召漢﹑藏佛學研究者同心協力﹐將漢﹑藏佛經對勘作為一項偉大的事業來進行。
有鑒于以上所說原因﹐我們竭力倡導打破漢﹑藏佛學研究間的此疆彼界﹐使“漢藏佛學研究”與“印藏佛學研究”並重﹐成為當代佛學研究的主流。為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和北美漢藏佛教研究協會合力主辦這套《漢藏佛學研究叢書》﹐借此團結海內外有志于漢﹑藏佛學研究諸同好﹐來共同營造“漢藏佛學研究”的繁榮。
沈衛榮 邵頌雄
2006年10月1日